叫了供给端改革,就管用吗?

原本想写一个纯经济分析的文章,可是发现所有要素都受官国的国情影响,所有重大措施效果都取决于政治结果,所以就写个政经分析吧。本文将简要讨论中国的需求端,供给端和二次分配,以及对国家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先看一看中央为什幺放弃了需求端的期望,因为需求端已经在“四万亿”政策后被玩残了,本届政府实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出口,已经没了空间

更大的可能是净出口增长进一步下降,原因有三:

1、由于出口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借贷消费的模式走到尽头,而且主要经济体都前途不妙,基本没有指望,多做些悲观准备为好;

2、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使中国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变小或变无了;

3、“四万亿”政策以来的300万亿人民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除了完成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和生产扩张外,也使得中国的产品总体产能过剩,不只是对中国过剩,而且是对世界过剩。

投资,已经强弩之末

“四万亿”以来,由于中央、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主导的投资已经到了天花板。总得来看,未来几年,投资方面如果不能适当控制软着路,结果就将是一头倒下。原因有三:

1.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2014年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只有7万个亿人民币,但是同期全国地方政府负债实际已经达到24万亿人民币,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支持和政府信用,中国地方政府已经如同资贷危机前的美国地方政府--整体上短期内没有偿债能力了。由于投资过程中贪污腐败严重,投资回收问题很大,同时没有足够回报可以偿付利息。

2.中央政府和垄断企业已经没有财务空间。

配以低刚性约束的政府和垄断企业主导同时大量私营企业跟随的投资,虽然完成了世界史上最大最快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于此同时促成了整个国家融资饥渴,各级政府就像忘记了财务成本约束的大小投资公司,造成许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过度,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且为了实现GDP的增长,许多地方政府鼓励或者默许众多严重污染的企业扩大产能,一个人类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正在中国蔓延。当前国家财政能力捉襟见肘--地方财政面临破产,而中央财政大量投资于军费(扣除5万亿人民币的税收返还和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支出的20000亿人民币中实际有大概10000亿人民币用于军费),没有能力再进行其他领域的投资了。

3.对中小型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以上这种粗放型的没有回报率约束的疯狂投资挤占了融资市场,抬高了融资成本,促成了中小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8-20%),我不晓得全世界除了少数惊人增长的行业,对于绝大多数行业而言谁可以付得出这幺高的财务成本。

消费,已经增长乏力

消费总量增长有限

1.消费并无明显改善。消费占GDP比例由2009年的49.8%下降到2014年的48.5%。而相对于从1978年以来的历史情况,2014年扣除政府消费,居民消费GDP占比仍处于低点。

2.通胀严重伤害了消费潜力。由于实际上由于2009年以来的无比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非常剧烈的通胀,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高速上涨长榨干了普通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尤其提醒大家的,是实际通胀远远高于政府统计数字,所以工资和消费绝对数量的增长有很大水份。

3.主要生活消费品上已经接近天花板。汽车,手机,和许多日用消费品的消费量已经非常巨大,虽然绝对值上升仍然很醒目,但是相对值上升空间有限。

4.人口结构形成降低消费意愿的趋势。人口老龄化,虽然会带来“银发经济”的增长,但整体社会消费意愿会下降;开放二胎会增加一些需求,但是这两方面至少在几年内对消费总量影响不大。

5.消费形式变化并没有促进总量增长。这几年最主要的消费方面变革,就是把消费由线下交易变成了线上交易,对消费形式有影响,但对消费总量增加影响不大。

这几年来有识之士一直非常担心,希望造成巨大危机“四万亿”模式的政策停下来,但是现在这种政策终于要减速时,但更可悲地发现--它并不是主动的停下来的,而是经济已经撞到墙上不得不停下来了。

二、那幺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供给方的形势,分析下中国经济供给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成本和素质

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红利终结,劳动力老化,90后不愿吃苦,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整体竞争力下降。但有利的地方是新生代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生活习惯将促生各种服务业的供给,如娱乐文化产业,基于移动互联网形成的新的产业,等等。供给端改革可以就劳动力的结构优化,素质的提升,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一些劳动力供给,但是无法改变人口红利终结根本的趋势。

但是我们国家在教育健康等方面应对措施不到位,没有有效减缓人口利终结这个趋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教育体制僵化。以高考为导向的应试教育通过让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的高强度考试训练,基本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同时导致所学知识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应用(高分低能)。由于官国的教育不独立,官国里权力寻租成为社会普遍规则,所以大范围取消高考又会导致严重的不公平。思想封闭并且反应迟钝的相关管理部门也忽视了大量技能性劳动力的培养。

2.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长期在较低水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作为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之一,上届政府时期国家教育投入占GDP比例长期低于最低收入国家的比例,而新政府前两年的比例虽在增长,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都是由于政府缺乏人民监督,追求自身诉求导致的。

3.国家政府管制很多,使得民间创造性容易被扼杀,设立新的私立的学校培训机构有很多政策上的障碍。

4.医疗卫生的国家投入不到位,相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不能有效提高劳动力的健康。由于政策制定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缺乏执行能力,所以医改效果差强人意。

5.相关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劳动力缺乏保障。

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价格作为最重要的要素价格之一,直接影响着劳动力价格及企业和各种机构的办公费用。对于中国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大国来说,它的高低直接影响地实体经济。由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强烈需求加上近六年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房地产价格狂飙突进,总体上而言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相对于其他国家土地成本的优势;同时推升了劳动力价格,使得其进一步丧失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进而由于劳动力工资上升,被房价上升而导致的物价上涨所抵消,使得中国劳动者也没有切实享受到工资上涨的好处。

制度成本

缺少有效监督的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官员群体(3000万)形成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成本--审批寻租和税费。

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高达14万亿,占GDP的22%,如果加上各级政府征收的各种费用和隐形成本,这个数字和比例还会提高不少。

不仅如此,GDP增长导向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除承担公共职能外,主要变成了当地或某领域最主要的经营实体。这相当程度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成本也是巨大的。过低的工资不能养活官员,他们会自己通过费用和权力寻租方面解决。政府本身动机的规律是这样的: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岗位--就都会有多少人寻求权力--有多少权力就会有多少权力寻租的可能。政府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幺多的官员,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就足够了,但是由于没有人民有效监督,官员数量和岗位由自己的体系派生,所以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官员队伍。

以官国地方财政为例,解释下史上最大官国的制度成本和前景。

由于过去十五年中地方政府根本上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加之巨大的地方政府官员数量和经营性财政(每个地政府更象一个投资公司),所以土地成本和地产价格的疯狂上涨就成了必然(当然有人口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但是没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特性,房地产价格绝不会如过去15年那样狂飙突进)。

由于地方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以乱收费和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解决行政花费,加之中央政府积极扩军,所以未来征收财产税必然开征。而转为财产税(房产税,所得税和遗产税)挑战很大,而且税率会控制在不降房价的标准上,因此土地成本仍会上升直到市场自发崩溃时才会下降。

短期内,反腐运动对贪腐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同时会怠政严重,从而在另一个方面增加制度成本。而从长期来看,3000万政府官员本身的动机模式(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岗位--就都会有多少人寻求权力--有多少权力就会有多少权力寻租的可能)是不会改变的。反腐运动治标不治本,没有人民民主和监督,最终结果大概只有两个:一是人亡政息,二被3000万官员集体击败。

资本和融资

融资成本高和金融安全堪忧

由于金融业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从相关政府部门到行业企业)非常强大,导致了金融业以高的融资成本榨取实体经济。从过去十年表现来看,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付不了金融业利益集团,政策为金融业牟利开路;另外一方面金融僚庸吏众多,且无有效的制衡机制,于是乎趁着中国现在家大业大,“崽卖爷田心不疼”,经常是政策昏招迭出。

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以上情况:

1.从2009年起央行实际上执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2015年M2高达14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美元M2和欧元M2的总和,造成流动性泛滥,促成了巨大通胀,极大打击了实体经济并且对居民财富进行了一次大掠夺。

2.从2002年银行业开始股份制改革后,为了向银行输血,一直人为保持高利差,实际上大概在2007年前中国主要银行已完成上市,最晚2009年农行等也完成了上市,但高利差事实上维持到今天,前后13年。这不仅导致银行业掠夺居民财富,而且直接造成实体承受过高财务成本,造成经济泡沫化,国家领导对央行行长无奈地说,财务成本就是降不下来啊。虽然一直说利率市场化,直到央行在降息同时终于羞答答地取消了存款利率上限,但实际效果存疑。

3.中国外汇乱投导致不良储备会大幅上升,现在国家利用巨大的储备进行大量国家间投资,但是很多投资收回可能性越来越成问题,例如对美国两房的巨额投资,对委内瑞拉巨额投资现在来看基本上都是坏帐;但是这种国家政府主导的外汇投资现在没有减缓的迹相。

4.而在操作外汇市场时也不熟练,央行8月时推进人民币突然贬值,但结果出乎央行预料,不得不动用2000亿储备再把价格拉回来,这加剧大众对央行处理外汇业务能力的担心。

5.中国资本市场的错误,在包括证监会在内的金融业忽悠下,政府违反经济规律错误地发动了国家牛市,导致股市剧烈震荡。结果从2014年底到2015年11月(就是发动牛市到目前),股市全部的融资额还没有国家救市所投入资金多,从国家角度讲这个买卖亏大了,从投资者角度上讲股灾消灭了以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财富,从上市公司讲进一步鼓励实体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

企业家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勤奋,进取,好学,依靠好的经济形势已经迅速成为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军团。

但是隐忧还是巨大的,主要有三大问题

1.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的虚拟化,向地产和金融等行业转移的势头明显,大量实业处境艰难,很象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国家调结构的产业政策一直不到位,所以许多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能过去几年空前扩大。以上产业问题,造就了过多的不应大力发展领域的企业家,造成这方面的企业家结构不合理,落后产能企业家形成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影响调结构和供给改革。

2.国家没有建立有效的遗产税和相关制度,未来十年将在大量不适合作企业家的富二代接掌企业,中国企业竞争力会大打折扣;

3.没有建立原罪解决机制,和潜规则的政商关系,会让许多企业家放弃中国,据我所知的企业家中自己或家里人还没有移民的少之又少,基本上都办了财产转移到国外(主要不是财务分散,主要是担心政治风险)。

以上三个问题的解决似乎还和政府有关,第一个问题在资本和融资部分已经论述了,第二三个问题官员们也一样有,你觉得他们会很方便和心甘情愿地行动吗?

科技创新

中国儒教思想和皇权官国传统极大地限制创造力和创新思维,不利于中国人在技术和创新上领先。

还值得欣慰的是--虽然缺乏创造性,很难引领世界科技进步,但中国教育强调培养人的复制和模仿能力,同时在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产业配套群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能力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人有能力高效复制和模仿世界先进技术和服务,中国在制造大国向强国进军的道路是清晰的。

目前的问题有二,

1.过去十几年间,尤其是2009年以来的由于没有及时地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资金,人员,资源和政策仍然大量投入到不应大力发展的行业中,所以大量低技术的落后的产业和产能仍然挤占了或者说迟滞了新兴行业的发展,影响了科技创新速度和效果。

2.虽然2014年以来的创业和资本市场大跃进的动机是好的,而且点燃了中国人创业的激情;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严重脱离实际,且被利益集团所误导和操纵,导致资本市场重挫,下面危机效应将会蔓延到已经泡沫严重的万众创业运动中来,可能引发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一次较大打击。

三、为什幺我们不能同时通过二次分配调需求?

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公布的2012年中国家庭净资产的基尼系数已达震撼性的0.73,这个不是全球最高,也是之一了。收入不均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周期理论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不再赘述。

为改变二次分配的一些政策,如财产税收(房产税,所得税和遗产税),政府一直在准备中。但是相关利益方主要是一方为资本家官员,另一方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国家可能是意识到了这种二次分配难度太大了。相关改革受到巨大阻力,包括来自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各级政府和官员,所以国家觉得时机不成熟,默默准备中。但是似乎没有被赋予权力的人民的有效支持,这事靠少数领导人来干还真是个不小挑战。

四、会有效的供给端改革吗?

很怀疑,虽然包装了一个响亮的概念打出来,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十年前就提出但一直没有执行到位的“调结构”的修改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这些问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社会都已经讨论了不晓得多少年了,并不是什幺新东西。把许多大家众所周知的内容攒成一个新概念,这是学术界的玩法。

经济改革不能仅靠概念,要靠执行力。但是中国政府的执行效率以及应变能力,从过去几年的表现来看前景堪忧。其实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总理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和施政方向,在大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供给端改革的大多内容都提到了。问题是过去三年在执行上很不理想,这些并不能用一个新的概念就可以解决的。目前的供给端改革可能会让目前部分矛盾一定程度的改善和缓和,但是不能改变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方向。

五、改革的出路

我二十年前就研究过日本经济衰退的历史,一直认为有前车之鉴的中国人不会重蹈覆辙。但是近年来我悲哀地懂了一句名言“历史总在重现,但人类总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也许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年日本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今日我们中国采取的大多数刺激经济的政策与日本当年如出一辙--日本当年经济改革一样因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而无法前进时,政府实际上也是对利益集团绕着走,寄希望得过且过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还幻想刺激股市来赌一把,而且有种不输光不罢休的精神;各种修修补补的办法用了很多,但是不解决主要矛盾还是没用的。

我们经济和社会改革所面临本质的问题,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都是调整利益集团的问题,主要看国家有没有实力和能力了。

1.实力方面,主要是权力和资源问题

而利益集团主要是官国政府内部及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地产等核心要素的分配的互相勾结的官商学团体。如此巨大数量的官员队伍和其裙带衍生下来的金融和地产圈子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阻力。因为垄断供给会自已派生出需求,就一定会有权力寻租。

靠震慑只能管一时,有了军队和纪委就可以长期监督限制整个官僚阶层吗?不会被官僚阶层击败或俘虏吗?在过去一千年中,王安石和张居正何曾不想内部变法,但真的不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对手,最后改革的失败只有加速王朝覆灭;当初蒙古铁骑和满洲八旗都是纪律森严锐不可当的,从外部看起来宋明这些贪腐败官场不堪一击,但在中华官国染缸里泡过后,结果大家都看得到。

解决利益集团为经济扫清障碍的真正有效方法是依靠人民民主和人民监督的力量,用疏导的方法,去消减中国官僚阶层的规模(官员要比现在少80%),并且形成制衡和监督。要顺利达成这个目标,人民的民主监督和领导的威权都需要。

2.能力方面,这些我们干部队伍现状有关,执行力有问题。

如果有方案规划就可以做成事,那幺企业家大多都应当是商学院教授。如我以前文章《庸吏可能会葬送中国梦》所分析的,现在官员中结党媚上和务虚官僚的比例太大,大量部门和干部“高位截瘫”,并且关键位置都在极小的圈子内分配,敢担责任的实干型人才太少,应当改革干部队伍的选拔培养机制。

总体而言,从各个行业反馈过来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恶化已经开始,实际增长可能低于6%,甚至到4%都是完全有可能的(用克强指数观察经济,用电量2014只增加了3.7%,而2015年上半年用电量同比仅增长1.3%),而且在继续下行的轨道中。另外,大家也不必那幺聚精会神等待和纠结于定量研究一些权威数据--国家统计局的GDP增长数字。因为连总理都不信,推出了克强指数,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数投行和经济学家对宏观预测的本事主要在猜国家统计局大概公布什幺样的数字。

记得三年前习大大在国家博物馆首谈中国梦时,眼泪在眼眶中转,大家都能看到他的真诚,能深深感到他的情怀,从神情中看出他的决心--不负党、民族、历史和人民的期待。但是这里不得不说:这两年来反腐既大快人心,又令人有些担忧。因为要根本解决当前的经济的问题,就要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而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只靠官国和体制中的官员的路是走不通的,根本出路是要发展人民民主,依靠人民监督,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最强大的潜力--我们是“人民共和国”。